中國共產(chǎn)黨在80年的光輝戰(zhàn)斗歷程中,始終如一地高度重視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并且不斷弘揚這一光榮傳統(tǒng),使之代代相傳。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人更是楷模。這里僅將董必武同志關心愛護和積極幫助黨外民主人士藍文蔚先生之事作一簡要憶述。
藍文蔚字漢凌,1894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生,1976年去世,湖北黃陂天河鎮(zhèn)大藍灣人,系辛亥革命先烈、孫中山先生親自委任的國民革命軍二路軍總司令兼關外都督藍天蔚(字秀誼、陸軍上將)的胞弟。文蔚老人早年畢業(yè)于保定軍官學校,曾歷任國民軍連、營、團、旅、師長(授陸軍少將銜)。抗日戰(zhàn)爭前曾任隴海鐵路貨捐局局長,湖北省水利局局長、煙土局局長,抗日戰(zhàn)爭期間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國民政府參議。
藍文蔚老系筆者同族的叔祖父。抗戰(zhàn)前夕,家父藍芝烈任職廣西省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文蔚老亦在廣西四集團軍任高參,我們兩家同住桂林,往來甚密。解放后,筆者雖在外地工作,但只要因公回到武漢,必去看望文蔚老人。記得1954年10月和1956年8月兩次去武昌糧道街老人寓所探望時,老人曾深情地對我談起他一生與董老的深厚情誼。
董老與文蔚先生早在青年時期就有較深的交往。1927年,董老在黃安(今紅安縣)發(fā)動和領導了轟轟烈烈的黃麻起義,失敗后遭到國民黨保安團的追捕,正在十分危難之際,時任國民黨軍師長的藍文蔚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親信暗中將董老營救到他的司令部,款待數(shù)日,待若上賓。臨別時并贈送川資和衣物,派人暗中護送董老到廣州。
抗日戰(zhàn)爭時期,董老和文蔚先生都在當時的陪都重慶,董老是代表中共出席國民參政會的參議;文蔚先生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少將參事,是代表湖北出席參政會的參議。因此,他們不僅經(jīng)常相聚,共商國事,而且私下交往頻繁,常有推心置腹的長談。董老向文蔚先生介紹解放區(qū)軍民奮勇抗擊日軍的戰(zhàn)績,并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種種陰謀,鼓勵文蔚先生站在人民大眾革命的立場上,多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不受國民黨蔣介石的欺騙。在董老的幫助和鼓勵下,文蔚先生逐漸看清了國民黨的種種腐敗與倒行逆施,逐漸脫離國民黨軍政界??箲?zhàn)勝利后,他主動辭去了在國民黨政府中所任的一切職務。
抗戰(zhàn)勝利前夕,董老明確要求文蔚先生回到武漢,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望與影響,保護黨的地下組織與民主進步人士的安全。按照董老囑托,文蔚先生回漢后,一直寓居武昌糧道街祝家院11號一普通民房,深居簡出,暗中為保護黨的地下組織和迎接武漢解放,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較為突出的是:1948年漢口仁德醫(yī)院黨的地下組織的建立與發(fā)展,始終得到文蔚先生的支持與幫助。他充分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李宗仁、白崇禧、程潛和孫科的關系,特別是與桂系的特殊關系,請他們?yōu)槿实箩t(yī)院題寫匾額和院名,為掩護該院地下黨組織的安全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正當國民黨軍警憲特猖狂破壞中共地下組織,迫害進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之時,文蔚先生應醫(yī)院地下黨組織的要求,通過時任武漢行轅辦公廳中將主任兼第一處(司法處)處長的馮嶷(字歧吾)與自己是內(nèi)親的特殊關系,請馮出面為該院辦了一張蓋有武漢行轅關防大印和白崇禧私人印章的通告,上書“慈善機關,不準駐軍”八個大字。有了這張顯赫的“護符”,不僅當?shù)貦噘F另眼相看,而且國民黨軍警憲特務也不敢輕舉妄動,有效地掩護了該院地下黨組織和黨員的安全(詳情見宿通權先生所著《記仁德醫(yī)院地下黨的工作》一文,刊1999年10月《江岸文史資料》)。
在武漢解放的前夕,為了迎接解放,保護國有資產(chǎn)不被敵人破壞,文蔚先生還根據(jù)董老的指示,積極與當時在漢的政界元老和社會名流李書城、張難先、陳時、張希文等人發(fā)起組織護城隊,組織工人和學生參加護城隊,對遏制國民黨撤逃時的大破壞,確保武漢三鎮(zhèn)順利解放,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后,文尉老人從沒有向人吐露上述在暗中為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也沒有主動與董老聯(lián)系提出生活上的請求,一直閉門寓居武昌糧道街一簡陋民房,過著很清貧的生活。直到1951年,發(fā)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才使文蔚老人不得不求助于董老。
那是1951年初,全國城鄉(xiāng)掀起了鎮(zhèn)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偉大運動。有一天,文蔚先生的黃陂老家農(nóng)會干部和民兵數(shù)人,突然來到糧道街先生寓所,強行帶走先生回鄉(xiāng)清算。其實文蔚先生在鄉(xiāng)下無田產(chǎn),只有其二兄藍才蔚(字漢生)有田產(chǎn)出租。文蔚先生為了支持土改運動,慨然與民兵同行,回到離別數(shù)十載的老家。由于當時的土改工作組不了解文蔚先生歷史上對革命所作的貢獻,更不知道他與董老的特殊情誼,加之剛解放不久,農(nóng)會干部政策水平也不高,于是把文蔚老人關押在一暗室中,嚴格監(jiān)管,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文蔚先生只得給董老寫了一封短信,訴說自己的處境。
此信是文蔚先生托一農(nóng)婦帶出來交夫人轉(zhuǎn)寄北京的 。當時董老任政務院副總理,日理萬機 。在繁忙的政務中,他仍及時給文蔚先生作了回復。筆者1954年在文蔚先生家還親眼目睹署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字樣的大牛皮紙信封存放在老人的書柜里。據(jù)文蔚先生告訴我:董老很珍惜昔日的情誼。在信中他肯切地說: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于歷史上曾經(jīng)為人民做過好事的朋友是決不會忘記的。并說已電告湖北省有關方面從速處理此事,保證文蔚先生人身安全。同時在信中還企盼文蔚先生繼續(xù)為新政權的鞏固和建設獻言獻策,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由于董老的直接干預,湖北省有關方面立即派人去黃陂當?shù)刈龉ぷ?,迅速釋放了文蔚先生,并送其回漢休息。同時由于董老的力薦,不久湖北省人民政府誠懇邀請文蔚先生出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在董老的鼓勵與幫助下,文蔚老人解放后堅持學習,努力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積極參政議政,獻言獻策,為新生的紅色政權的鞏固和建設奉獻余熱,而且為了響應毛主席發(fā)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的偉大號召,毅然將自己的獨子藍維中送去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空軍,在一次與美軍的激烈空戰(zhàn)中,壯烈犧牲,血灑朝鮮國土。志愿軍總部授予藍維中“革命烈士”稱號。事隔多年后,文蔚老人還自豪地對親友說:“維中死得重于泰山,他為反抗侵略的正義之戰(zhàn)而死是很值得的?!?BR>
1990年家父在臺灣病逝,我獲準赴臺奔喪。在臺期間,曾與胞兄藍毓華(臺灣國防三軍大學主任教官,臺北陽明山管理局建設處處長,現(xiàn)旅居美國洛杉磯)談起文蔚老人,家兄對我說:“1948年我在漢任職時,曾去看望漢凌三爹(我們平時都這樣尊稱文蔚老人)。在糧道街寓所曾遇見一位身材魁梧、身著長衫、頭戴禮帽,有如老學者風度的長者在座,我去后,他們又移至書房長時間談話。客人走后,漢凌三爹對我說:‘毓華,你知道剛才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誰嗎?’我搖頭表示不知道,三爹笑著對我說:他就是中共鼎鼎有名的董必武先生呀!”
如今,兩位老人都已作古,但是老一輩共產(chǎn)黨人與黨外人士交諍友、同甘苦、共患難的高尚情操確乎永遠值得后輩人學習和效法!!(轉(zhuǎn)載《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輯,本文作者藍毓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