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文化風云一角

2014-09-15 2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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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月，我奉調離開復旦大學（此前我為復旦大學黨委宣傳部長），由上海抵達北京，向文化部報到。10個月后，即同年11月，姚文元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發(fā)表。這件事，后來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輿論準備。

    這以后，1966年2月，由彭真主持擬定、并經(jīng)黨中央同意的關于開展學術討論的一個匯報提綱——《“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1966年4月，中共中央的另一個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座談會紀要》），即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正式發(fā)表，實際上，它的主要內(nèi)容在此之前就已陸續(xù)傳開了。到了5月份，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和內(nèi)容以及中共中央5月16日發(fā)出的關于撤銷并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經(jīng)普遍向下傳達。這些文件以及與它們相關的一些事件接連出現(xiàn)，在別的戰(zhàn)線和領域可能還沒有馬上引起直接反響，而在文化部就不同了，部領導不僅在思想上極大關注，而且在工作中也忙著向下傳達和貫徹執(zhí)行；在人們的內(nèi)心中，都預感著有什么大的事情要發(fā)生。

    事實上，在接踵而至的那場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風暴中，文化部不僅首當其沖，而且一直被視為“砸爛”單位，并和中宣部、北京市委一起，稱作“三舊”。而在大風暴來臨之前的一個較短時間，已有風起云涌之勢，使文化部這個僅居文化風云一角的單位，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拔母铩逼陂g的狀況，無非是揪斗走資派、奪權、打派仗，再加上全國大串聯(lián)。文化部所有辦公室和走廊都睡滿了人，一片混亂景象，倒也沒有什么可寫的。而開始涌起的那股文化風云，以及在文化部這一角所激起的思想和心理動蕩，則似乎令人難以忘卻。

    事情應該從文化部整風談起。這次整風，是根據(jù)毛澤東的兩次關于文化工作的批示、由中宣部組織和領導的。文化部的整風工作組，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任組長，主要成員都由中宣部的人擔任。整風的重點對象，是齊燕銘、夏衍、陳荒煤等。1965年三四月份整風結束，文化部領導班子進行改組，齊、夏、陳調離文化部，從部隊和地方調進四人，即當時所說的兩個將軍和兩個書記：南京軍區(qū)副政委肖望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趙辛初、武漢軍區(qū)政治部主任顏金生。

    改組后的文化部由陸定一兼任部長，原文化部黨組改為文化部黨委，肖望東任黨委書記、第一副部長，石西民任副書記和副部長，副部長除趙辛初、顏金生外，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和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長的劉白羽，也兼任文化部副部長，其余還有幾位副部長。石西民先期到達文化部，開始時任整風工作組副組長，處理文化部整風的后期工作。新建立的文化部黨委和新的部領導班子，是在肖望東等到部視事之后開始工作的。

    當時，中央有一個負責整個宣傳文化戰(zhàn)線工作的領導小組，名字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任組長，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肖望東、石西民等就經(jīng)常向彭、陸等請示匯報工作。從1965年三四月到1966年初這不到一年的時間內(nèi)，文化部抓了不少工作，和過去相比頗有一些新的氣象，如建立政治部和政策研究室；舉辦大規(guī)模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會，有文藝界知名人士孫家馨、杜近芳等談體會；召開文化部政治工作會議，在全系統(tǒng)建立政治工作機構，如故宮博物院、北京電影制片廠等都建立了政治部或政治處。

    1965年9月，召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請彭真、陸定一講話，提出著力解決文化工作者“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要求，即要求認真解決學習貫徹中央精神和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問題。在文化業(yè)務工作方面，大力推動現(xiàn)代戲的創(chuàng)作和演出，在新華社發(fā)表黨的好干部焦裕祿事跡的通訊之后，文化部系統(tǒng)不僅積極組織學習，不少藝術單位也都廣泛展開宣傳；與此同時，送戲、送電影、送圖書下鄉(xiāng)下廠的活動，也從多方面展開，同時積極扶植和推廣來自人民群眾中間的文藝活動，如宣傳和支持內(nèi)蒙古的烏蘭牧騎。然而“文革”一開始，文化部就成了舊文化部，文化部的整風也成了假整風，中宣部領導文化部整風是黃世仁整穆仁智。這樣一來。

    如何看待改組后的文化部，它屬于舊文化部還是新文化部，就成了大家心中盤算同時又不免存有疑慮的一個問題。到了1966年下半年，江青在一次會上點了文化部的名，還說肖望東不是好東西，后來人們在批斗所謂文藝黑線代表人物時，就時常拉肖望東去陪斗，或者直接對其進行批斗。至于石西民，在更早的一些時候就被打倒了。于是真相大白：改組后的文化部，不過是同屬彭真、陸定一一條線上的改組前文化部的繼續(xù)。其實，改組后的文化部是不是新文化部，以及和所謂的舊文化部有什么區(qū)別，似乎很難說得清楚，而且命運也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當時文化部的人之所以想著這個問題，不過是想經(jīng)過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工作進展得到一種認可?！拔母铩鼻跋ξ幕L云之所以在文化部不少人心目中顯得變幻莫測，除了認識上的原因，不能不說同上述思想和心理上的狀態(tài)有關。

    我到文化部后，開始在整風工作組工作、后來又到了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主任劉宗卓，原是南京軍區(qū)政治部宣傳部長，他離開文化部后還擔任過《解放軍報》總編輯和《紅旗》雜志副總編輯，是個責任感很強、作風謙虛謹慎的好同志。政策研究室人數(shù)不多，只設研究和編刊兩個組，任務是編發(fā)內(nèi)部刊物、研究問題和撰寫文章。內(nèi)部刊物有兩種：一個是《文化動態(tài)》，是下發(fā)文化部各直屬單位和各省、市、自治區(qū)文化廳(局)的；一個是《文化簡報》，是絕密級，主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xié)的黨員副委員長和黨員副主席，此外還加上江青。

    1966年二三月份，為了集中力量寫一批文章，由我們牽頭，從各直屬單位，包括中國戲曲研究院、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單位抽調二十余人，成立了一個臨時寫作組。我們的辦刊工作和寫作任務，也就在當時那種風云滾動的情勢下行動起來了。

    我們首先面臨的任務是學習和貫徹《二月提綱》這個文件，這是由批判《海瑞罷官》而引起的。文件強調這是一場學術討論，講了學術討論應當遵循的方針和方法，特別指出要防止學閥作風，以及要堅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等等。而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所擺出的架勢，完全不是學術討論，而是政治大批判。它把劇中所表現(xiàn)的海瑞支持向大官僚地主徐階退田一事，說成是鼓吹退田單干；把吳晗這位國人尊敬的、并且是一生追求進步的學者，指為刮單干風和復辟資本主義的代言人。

    大家對《二月提綱》的精神是接受和擁護的，但因為對姚文元那篇充滿武斷和橫蠻文章的來頭多少有點猜想和傳聞，所以在如何對待姚文元的問題上又不敢簡單從事。記得那次在傳達和學習《二月提綱》的安排上，和對待其他文件時就有點不一樣，顯得非常慎重。那次傳達地點是在文化部的一樓大廳，聽傳達的是部機關司局級干部和直屬單位領導。進場時，文化部政治部的保衛(wèi)部長親自在門口檢驗入場通知。宣讀文件后，肖望東在講話中強調了這個文件的重要意義，當時沒有說是傳達誰的意見，后來知道是劉少奇的話。分組討論時，由我們政策研究室和政治部的幾個處長擔任記錄。最后將大家的體會和意見整理后，分兩期在《文化簡報》上登載，內(nèi)容主要是以正面領會精神為主，而對姚文元文章的批評意見則沒有寫進去。

    在此期間，大概也就是1965年2月下旬，江青召開的那個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內(nèi)容就慢慢地傳開了。文化部知道這件事，最早是從劉宗卓那兒得來的。那是在一次電影發(fā)行放映公司的電影招待會上，劉宗卓同《解放軍報》的一位同志坐在一起，那人問他知不知道江青有一個關于文化工作的10條指示，劉說不知道，那人就說明天從自己的筆記本上抄給他。這個所謂10條指示，就是后來《座談會紀要》中10個部分的頭一兩句話，主要的有國防文學是一個資產(chǎn)階級口號，解放后17年來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是由30年代文藝和國外資產(chǎn)階級、修正主義文藝組成等等。劉宗卓當天向肖望東、石西民作了匯報，事后石西民曾對我們說，看來這次又要倒一批人了。

    為了進一步了解情況，肖望東打電話問劉志堅，劉當時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又是那個座談會的直接參加者，當場便答應到文化部來吹吹。劉志堅來的那天，文化部黨委全體成員，包括林默涵、劉白羽在內(nèi)都參加聽了。這個時候，從電影系統(tǒng)又傳來一份材料，是江青對一批影片的批評意見。材料上涉及的影片，包括30年代的、建國后的和當時尚未公開放映的，共有70多部，每部片子都有江青的評語，或關于影片主題，或針對影片的某一個情節(jié)甚至細節(jié)，或對演員的某一個表演動作。三言兩語，便成定論，這部片子也就被判了死刑。后來知道，這個材料的出現(xiàn)，也是那個座談會的組成部分，是江青在所謂座談會期間看電影時信口說的。

    4月初，文化部黨委接到彭真轉來的一份急件，是《座談會紀要》，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而是政治局的討論文件。文件的紅頭字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文件”，并有“用后收回”的字樣。文件的第一頁上，有彭真用粗鉛筆寫的一行字：速轉文化部黨委閱。在此之前我們還看到一份由毛澤東親自修改了的《座談會紀要》的原稿，修改的地方大概有七八處。現(xiàn)在還記得的有這么兩處：一是在原來的“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稿子上，在江青的名字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個字；二是對原稿在列舉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幾部著作之后說的一句話作了修改，原話是“這幾部著作，夠無產(chǎn)階級用一輩子的了”，修改后為“夠無產(chǎn)階級用一個很長時期了”。4月10日，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正式下達了《座談會紀要》。

    就在這風起云涌之際，林默涵做了下面兩件事，這構成了他“文革”期間的兩大罪狀。

    一件事，是調查紅色娘子軍的歷史背景，特別是主要人物吳瓊花的生活原型，這個調查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以及為什么要作這個調查，確切的情況不太了解，只是偶爾聽到過一些傳聞，好像娘子軍里出過叛徒。事情的經(jīng)過是：在3月份，林默涵派人送來一份關于紅色娘子軍的調查報告，開頭說是由廣東省文化局和公安局組織這次調查的。接著說在當年海南島的紅色娘子軍中，名叫瓊花的不少，其中有一個也叫瓊花的，當過紅色娘子軍的連長，這個瓊花后來被敵人俘虜，還當了敵軍官的小老婆。林默涵轉來這份材料時，提出在《文化簡報》上刊登。

    當時，現(xiàn)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已經(jīng)問世，并且還被江青當作芭蕾舞中的樣板戲。因此，不少人擔心：在這個時候登出這樣的調查報告，會不會引出什么事來。這個報告在不在《文化簡報》上發(fā)，石西民最后決定向陶鑄請示。陶鑄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長。他的批示只有一個字：“發(fā)”。于是《文化簡報》就專門出了一期。后來所指控的林默涵的“罪行”，其中一條就是說他惡毒攻擊和破壞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說這個調查報告是針對芭蕾舞劇的，并非事實，因為調查需費時日，開始調查的時間當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排練之前。大家知道，紅色娘子軍的事跡搬上舞臺，最早是1962年上海青年京昆劇團上演的昆劇《瓊花》，由祝希娟主演的電影《紅色娘子軍》中的女主角名字就叫吳瓊花。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女主角最早好像也是用的“吳瓊花”的名字，后來改名為“吳清華”，可能就同這個調查報告有關。

    另一件事，也是在3月份，林默涵在一次關于文藝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講話，在講話中引用了江青在《座談會紀要》中的幾句話。當時因為這個《座談會紀要》還沒有公開，文件也未下達，所以他在引用時沒有說明出處，更未提到江青和那個座談會本身。然而由此卻引來一條重要“罪行”：盜竊并且篡改《座談會紀要》。這個罪名還牽涉到劉宗卓，因為文化部最早獲悉這個《座談會紀要》內(nèi)容的就是劉宗卓。如果說引用其中的內(nèi)容就是盜竊，那么劉便是“始作俑者”了。在批斗林默涵這個問題時，文化部里也有人想揪劉宗卓，但終因形不成什么氣候而不了了之。

    關于我們寫批判文章的事，也頗費周折。其中還帶著不少困惑和迷茫。開始成立寫作組時，我們根據(jù)《二月提綱》的精神和要求，圍繞《海瑞罷官》以及對它的批判，擬定了一批開展學術討論的文章題目，其中包括對海瑞的歷史評價、論清官、歷史劇的創(chuàng)作等等。江青召開座談會的內(nèi)容傳來以后，雖感到同《二月提綱》是不合拍的，但一開始也沒有認識到兩者的根本對立?？赡苁且驗槌霈F(xiàn)了江青批評幾十部電影的事件，中宣部、文化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等組成了一個“電影批評領導小組”。石西民也是這個小組的領導成員之一。經(jīng)這個小組決定，《舞臺姐妹》、《桃花扇》、《兵臨城下》、《逆風千里》等六部影片作為第一批批判的對象。于是，我們的寫作計劃重點又轉向電影批判。

    文化部分工負責《舞臺姐妹》和《桃花扇》，并經(jīng)部領導、主要是石西民決定，由我執(zhí)筆寫批判《舞臺姐妹》的文章。寫初稿前，政策研究室的幾位同志集體討論，考慮按照《二月提綱》和《座談會紀要》的精神，一方面高舉批判的旗幟，另一方面著重從文藝思想上進行探討，提出該影片未能創(chuàng)造出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初稿在石西民那兒壓了一段時間，到3月份又拿出來修改，總的意思是調子要升高一點，并把劉白羽請來一起商量。劉白羽同我又反復看了影片，最后定的基調是批判“人性論”。

    稿子出來后，大家仍覺得沒有把握，又等了一段時間，直到《座談會紀要》以中央文件形式正式下達，文化部黨委在《座談會紀要》出來后立即召開會議，決定把對《舞臺姐妹》的批判同批判30年代的電影結合起來，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所謂“文藝黑線”，并還公開點了夏衍的名。這篇批判電影《舞臺姐妹》文章的題目最后定為《三十年代電影的借尸還魂》。文章除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外，并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和全國報紙轉載。文章發(fā)表后，我們還收到一些讀者來信，說我們是假批真保，后來發(fā)表的批判《桃花扇》的文章，就更加直線上綱了。

    回顧這個期間的文化風云，盡管出現(xiàn)了《座談會紀要》這樣的事，但《二月提綱》的精神仍一直被我們當作指導思想，雖然有時感到有些問題不好處理，但對《二月提綱》卻始終沒有產(chǎn)生任何懷疑。在5月份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肖望東作為列席人員參加，有時帶回一點重要情況。有一天，劉宗卓很緊張地告訴我們，說《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要我們不要再以這個文件為指導了，并還要我們看看《二月提綱》中哪些地方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可我們幾個人逐字逐句地把文件研究了幾遍，也沒看出什么地方是修正主義，直到《五一六通知》下達、宣布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停止執(zhí)行《二月提綱》后，才知道所謂“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是指包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提法。

    當時，同《五一六通知》一起下發(fā)的，還有一個附件即《文化戰(zhàn)線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在這個大事記中對于劉少奇只字未提，對彭真、陸定一和周揚、林默涵等人的言行則歸屬于“黑線”方面，林默涵的所謂“盜竊和篡改紀要”的罪名，也列入其中。作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這個大事記好像沒有跟《五一六通知》一起廣泛傳達，因為后來我在同有關部門和單位的同志談起此事時，他們都不知道有這個大事記?？傊敃r有的情況若明若暗，有的甚至是撲朔迷離，我現(xiàn)在寫的這些，也不一定說得很清楚，希望當時了解情況的同志批評指正。（《世紀行》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