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洪水圍困荊州城紀實

2014-09-15 21: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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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7月5日(夏歷乙亥年六月初六)，長江荊江大堤萬城堤段得勝臺處潰口，致使江漢平原大地陸沉。荊州城遭洪水圍困，沙市除荊江大堤邊之中心街(即今中山路)未遭淹沒外，凡土城內(nèi)外之地形低凹處以及便河兩岸，均水深數(shù)尺。

    災情發(fā)生后，沙市《荊報》曾編纂《荊州水災寫真》一書，記載其事，但由于當時荊沙地方政府和地方駐軍要員之間意見不合，平時就常相互借故尋釁。災情發(fā)生后，更是相互責難，惡毒攻訐，因此堤決之真相如何，責任究該誰負，當時很難弄清。荊沙駐軍第十軍軍長徐源泉在水淹江漢平原時就公開出面為荊江大堤主管修防的負責人——荊江堤工局局長徐國瑞辯護，說荊江大堤潰決是“外受保障垸潰口之沖，內(nèi)受陰湘城堤潰口回射之逼，內(nèi)外彌漫，無土可取而造成潰口”，把責任推給負責維修陰湘城堤(縣管堤)的江陵縣政府。荊州專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兼江陵縣縣長雷嘯岑則謂“陰湘城堤潰口是在荊江大堤橫店子潰口之后，決堤成災的關(guān)鍵是在大堤，不在縣堤”。由于雙方都有后臺，所以《荊沙水災寫真》一書中所載內(nèi)容，間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為了實事求是，補偏救蔽，爰就個人親歷、親見、親聞所及，將當時實際情況縷述如次。

荊江大堤、陰湘城堤簡況

    江陵素稱澤國，南臨大江，北界襄河支流東荊河，全賴南北兩堤為屏障。南堤，即荊江大堤，位于荊江北岸，歷史上是由濱江的零星堤垸和若干分散堤段連接而成，它分段堵筑于東晉，擴展于南宋，合筑于明末，增修于前清。大堤上起馬山堆金臺，下迄與監(jiān)利毗界的拖茅埠，全長280余里，是江漢平原人民的命堤，江(陵)荊(門)潛(江)沔(陽)等縣的屏障。從前清到民國，荊江大堤都被劃為省干堤。清乾隆五十三年，因萬城至御路一段潰口20余處，遂改民工為官工，大加修筑，責由荊州知府司其責，統(tǒng)名為萬城大堤(萬城本名方城，宋荊南制置使趙葵為避父諱，遂改為萬城)。民國時期，責由荊江堤工局司其責，歸江漢工程局直轄，局址設沙市，下轄九個分局，即萬城、李家埠、江神廟、劉公庵、觀音寺、馬家寨、郝穴、金果寺、拖茅埠。

    北堤，乃直路河堤、中襄河堤、陰湘城堤的統(tǒng)稱，由江陵縣政府司其責。其中，陰湘城堤與荊江大堤緊相銜接，地居上游，乃銜要之處。陰湘城堤又分內(nèi)、外兩堤。內(nèi)堤(亦名方官堤)上起棗林崗，下止堆金臺，長14華里，高1丈余，寬約8尺，始于明末清初，乃居民于土崗上加筑二三尺，至成堤形，其作用是擋九沖十一汊內(nèi)積水。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該堤因江水盛漲，曾潰口一次。水經(jīng)梅槐橋、秘師橋直達城河，繞西北至沙橋門匯入長湖。外堤(亦名吳家大堤)上起張家山，下止李家山(堆金臺北面)，長16華里，高8尺，寬4尺，其作用是擋沮漳河水。此堤乃前清時期江陵縣知縣張積慶因見陰湘城堤內(nèi)堤薄弱而捐款修建，以保內(nèi)堤安全。

堤 決 真 相

    1935年夏季，霪雨連綿，累月不止。堤內(nèi)低洼處充滿積潦。迨至7月初，長江和沮漳河上游連降大暴雨，江河水位猛漲。由于長江上游來水與清江、沮漳河水的重合，沙市水位自7月1日至7月3日，陡漲2米。7月4日，各地山洪暴發(fā)，水勢更為洶涌，南漳、保康一帶山洪澎湃而下，經(jīng)當陽河溶直入江陵、枝江縣境，水位高出民堤四五尺以上。枝江縣境內(nèi)的董市、江口兩鎮(zhèn)，經(jīng)不住山洪與大江之水夾攻，最先慘遭滅頂之災。大江北岸各地區(qū)，亦泛濫不可收拾。是日午后，會于兩河口的沮漳兩河河水，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橫沖當陽鎮(zhèn)頭山，直逼荊江大堤外圍的民堤眾志垸橫堤。在江水的猛烈沖擊下，該堤于下午2時漫潰。泛濫的洪水使菱角湖、蔡家湖水位猛漲，加之當時狂風暴雨不止，故深夜民堤保障垸堤亦遭潰決，決口13處。決口之水直射荊江大堤。江水很快與馬山堆金臺至得勝臺堤段持平，大堤岌岌可危。

    7月5日中午，該堤段開始出現(xiàn)漫溢，迨至下午8時，得勝臺附近之腰店子處發(fā)生潰口。開始口子不大，當?shù)厝罕姲l(fā)現(xiàn)后曾急帶門板、稻草前去搶救。但因主管該堤段的萬城分局修防主任吳錦棠藉祭關(guān)公為名逃匿，既無防汛器材，又群龍無首，于是前來參加搶險的群眾便紛紛散去。大堤遂潰成一道50余丈寬、深1丈的大口子，洪水直射江漢平原。其勢兇猛，有如萬馬奔騰，致使江陵、監(jiān)利、潛江等十余縣大地陸沉。與此同時，陰湘城堤因外圍眾志垸橫堤決口，也于5日凌晨漫潰。潰決之水沿太湖港順流東下，與大堤潰決之水匯合，勢如高屋建瓴，一瀉千里。于5日拂曉前，圍荊州城于滔滔洪流之中。當時，該堤(縣堤)修防主任李潤之，曾在堤上帶人冒雨搶險，但因河水水頭高過堤頂，以致造成漫潰。

洪水圍城經(jīng)過

    “荊州不怕刀兵動，只怕洪水一夢中?！边@一次荊州受水患之害，確是人們在夢中時出現(xiàn)的。7月5日深夜，荊江大堤萬城堤段腰店子潰口后，荊江堤工局局長徐國瑞竟秘而不宣，不向地方政府報告，不使人民知聞，以致荊沙數(shù)萬生靈死已臨頭，猶懵然不覺也。6日凌晨寅時(約4點鐘)，荊州城西門外的居民被滔滔水聲驚醒，只見室中器物自行移動，床如搖籃，隨波顛晃，人們始知大水來臨。隨而呼號之聲起于四處，滿城鼎沸。少壯者捷足遁入城內(nèi)，幸免滅頂；老弱及逃避不及者，匆匆上樓暫避，但水勢洶涌，瞬間又追蹤而至，不得已跨上屋脊，望城呼救。守城軍士見洪水襲至，急忙將各城門上閘，堵洪水于閘門之外。天亮后，已遭水淹的西關(guān)百姓因不知荊江大堤已潰口，只見水從西北方向來，且水勢迂緩漸漲，來勢并不猛烈，水色微黃，泥沙不大，皆以為此次大水乃山洪暴發(fā)引起沮漳河水潰堤泛濫所致，故還不十分慌張。大家以為吳家大閘雖早已發(fā)生危險，但因相距于數(shù)十里之外，且有馬山中隔，故水雖泛濫，不致有大危險。

    殊不知荊江大堤已潰決多時，數(shù)十萬生靈已置身死境矣!6日午前，由于城墻上四門緊閉，尚無特殊險象，惟大北門余烈山旁有一涵洞，水流頗急。正在設法堵塞之際，圍城洪水已深達數(shù)丈。時上午12時也。下午，城外水勢繼續(xù)增漲，水色深紅。自4時起，東門城外草市鎮(zhèn)及西門、北門城外水勢猛漲，深達數(shù)丈。直到這時，荊江堤工局才告知萬城堤已潰，于是人心動搖，秩序大亂。此后各處險情，時堵時潰，搶險鑼聲不絕于耳。

    值此洪水圍城之際，難民環(huán)呼救命之時，徐國瑞不積極參與組織力量搶險，卻于下午4時裝腔作勢地在沙市大灣堤街擺設香案隆重祭奠江神，乞求水退，實荒謬之至。
入夜，風雨交加，全城勢將陸沉。西門、北門、小北門，險象環(huán)生，時現(xiàn)漏洞，城外四面激流，風狂浪涌。7日晨，長江水復漲4尺，荊州城西門外水齊城墻垛，西門外最高房屋，也不見屋脊。從太暉觀西首高阜上坐船到西門城門南邊約200公尺處，只須一小步就可踏上城墻。大北門、小北門淹及城門四分之三，南門上了兩塊半閘板。東門、公安門淹及城門邊緣。城內(nèi)搶險雖在繼續(xù)進行，然人民之疑懼卻已橫生，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小北門漏洞未已，大北門城墻崩塌之處又行告急。堵塞漏洞之員役官兵，疲于奔命。喪鐘似的鑼聲時起于街頭巷尾。陸沉之恐怖，占據(jù)人民整個心靈。商店大部分關(guān)門，居民多集中于街中竊竊私語。每一張面孔，皆呈憂郁神色。西城人民紛紛扶老攜幼，扛箱提籃，向東城移動。人們在大雨中來去有如落湯雞，秩序紊亂至極。再加上城內(nèi)糧食匱乏，致使社會秩序更壞。爭往購米者絡繹不絕。米店門口，擁擠的人群橫塞街道。因米店關(guān)門不賣而致打門狂叫聲、嘈雜詈罵聲，震耳欲聾。

    后雖經(jīng)縣政府出面訓示各米商不得有米不賣，不得高抬市價，然因饑荒感造成的恐慌，一直未曾消失。城外大片農(nóng)村，“淹斃者達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樹顛，或騎屋頂，或站高阜，故鵠立水中延頸待命，不死于水者，將死于饑。”為狀之慘，目不忍睹。

    8日午后，天氣轉(zhuǎn)晴，荊城水位穩(wěn)定，人心始安定下來。然環(huán)顧城外，但見波光浩渺，屋宇凌亂，白云橋淹沒波底，草市僅露屋脊一段，荊州城如盆浮蕩于狂濤駭浪中，水雖然微落，然險象未減絲毫。入晚，水退約一市尺。至9日晚11時，共退丈余。自此以后，洪水再未復漲，直至全部回落。

搶險中的逸聞

    當年湖北省立第八中學(現(xiàn)縣糧食加工廠即其遺址)圖書館門前，有一對石獅，原置于太暉觀內(nèi)明湘獻王墓前，因年久遭風雨剝蝕，獅頭已變成近似貓頭了。1935年3月，八中新建圖書館落成，為了裝飾門面，該校師生就將太暉觀內(nèi)的這對石獅抬回，放在圖書館門口。7月初，洪水圍城后，城內(nèi)有一股好事之徒，制造謠言說這對石獅是當年諸葛亮在修建觀橋時，用大法力安排的降水獸。此獸現(xiàn)已修練通靈，具有無比的法力。這次洪水圍城，就是因八中學生搬動了神獸，神獸感覺受辱發(fā)怒而顯靈。于是，一群愚昧無知之輩，便將石獅強行抬到西門城洞兩邊安放，并給它披紅掛彩，讓人們燒香磕頭，頂禮膜拜。這且不說，還有人鼓動將八中校長程發(fā)韌捉到城上，丟到水里，以泄神憤，并揚言把石獅抬到專署門口，要雷專員親自出來磕頭，否則就游行示威。對立雙方僵持著，在這一觸即發(fā)的關(guān)鍵時刻，城內(nèi)有聲望的紳商頭面人物急出面勸解，專署又揚言要派出軍警進行彈壓，在這軟硬兼施的形勢下，鬧事者才紛紛逃散，一場軒然大波宣告平息。

江陵全縣受災概況

    據(jù)當年武漢大學組織的湖北江漢堤工災情調(diào)查團夏道平、張克明編寫的《湖北江河流域災情調(diào)查報告書》記載：“江陵災情最重者為第二(觀間土當)、三(岑河口)、四(龍灣)，第一(裁縫店)、五(郝穴)、六(彌陀寺)等區(qū)次之。全縣總面積3642平方公里，淹沒面積2821平方公里，被淹農(nóng)田164.1674萬畝，占全縣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十八點七，受災人口35.4747萬人，占全縣總?cè)藬?shù)的百分之五十二。死亡379人，淹死牲畜7590頭，沖毀或浸倒房屋9707棟，估計共損失值洋(銀元)3615萬元?！薄皸钚銟?0余戶全被沖洗，無一幸免。草市居民，水來紛避屋頂，屋倒逐流而下，盡葬魚腹，實為近百年未有之浩劫?！?BR>

對當時堤工主管人員的處理情況

    為了平泄民憤，搪塞輿論，藉以點綴法紀莊嚴門面，事后由當時湖北省政府發(fā)布通令，將大堤萬城修防主任吳錦棠、陰湘城陽修防主任李潤之，各給以“永不錄用”處分，以示儆戒。一紙空文，敷衍了事。而身負堤決成災主要責任之荊江堤工局長徐國瑞，則因有徐源泉包庇袒護，仍然逍遙法外，官運亨通，堤工局長肥缺一直蟬聯(lián)到荊沙淪陷。抗戰(zhàn)期間，他飽載幾十年來鯨吞國帑、搜刮民財所取得的充盈官囊，西上重慶，安度寓公生活。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不意又于徐國瑞瀆職殃民罪惡事跡中見之。!（轉(zhuǎn)載《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輯，本文作者李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