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與陳昌浩

2014-09-15 2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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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王明“左”傾路線統(tǒng)治了黨中央。同年4月，王明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張國燾、陳昌浩從上海來到鄂豫皖蘇區(qū)中心——河南光山縣新集（今河南新縣），隨即在第二次反“圍剿”前線見到了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曾中生、紅四軍軍長曠繼勛和軍參謀長徐向前。

    對于張國燾，徐向前可謂久仰大名：

    張國燾，又名特立，1897年11月出生于江西萍鄉(xiāng)上栗，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為“五四”運動骨干分子之一，參加過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多次代表大會上，他曾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1928年6月，張國燾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1931年1月，他被共產國際派遣回中國，并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對于陳昌浩——一個清瘦的年輕人，徐向前不識其人，也未聞其名，后來慢慢熟悉：

    陳昌浩，曾用名蒼木，1906年10月出生于湖北漢陽永安堡戴家莊(今武漢市蔡甸區(qū))，早年入武昌大學學習過，1927年5月任共青團湖北省委宣傳部干事。

    1927年9月，經黨組織選派，陳昌浩赴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到蘇聯(lián)，陳昌浩便成為中共預備黨員，與張聞天、秦邦憲等人同為中共在蘇聯(lián)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陳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曾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務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等職。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來親自委托顧順章安排，陳昌浩跟隨張國燾化裝成商人，從上海楊樹浦碼頭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同樣，對于縱橫馳騁在鄂豫皖蘇區(qū)的山西人徐向前，張、陳也是饒有興趣，急于了解：

    徐向前，原名徐象謙，1901年11月出生于山西五臺永安村，在閻錫山創(chuàng)辦的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念過書，當過小學教員，1924年春成為黃埔軍校一期學員。那時，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每月要找十幾個學生當面測試和談話，學生們排好隊，站在辦公室外面，一個個叫進去，又一個個走出來。一天，輪到徐向前了，他被叫進去，對話是這樣開始和結束的：

    蔣介石看看他，問道：“你叫什么名？”
    答：“徐象謙?！?BR>    問：“你是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人?！?BR>    問：“在家干過什么？”
    答：“當過教員。”

    一問一答，是那樣的機械和無趣。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的校長，儼然像個法官；而不肯多吐露半句話的學生，簡直像個被告。校長看著學生，學生立正站著，尷尬得無法談下去。在蔣介石眼里，“徐象謙”是個“無出息”的學生，談話沒有興趣了，他揮揮手，徐向前轉身走了出來。

    蔣介石怎么也不曾料到，就是這個學生，幾年之后，躍然變成了威震鄂豫皖的紅軍著名軍事將領。

    1927年3月，正是國民黨右派反共活動猖獗、國共合作面臨分裂的嚴重時刻，徐向前卻毅然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后，他擔任由工人赤衛(wèi)隊整編成的紅四師參謀長、師長，在“農民運動大王”彭湃領導下縱橫廣東海陸豐一年之久，并正式改名向前，寓意永遠向前。

    1929年6月，徐向前奉中央軍委派遣，到鄂東北任紅三十一師副師長，率部接連粉碎敵“羅（霖）李（克邦）會剿”、“鄂豫會剿”、“徐（源泉）夏（斗寅）會剿”。同年12月下旬，當選為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委主席。1930年4月，鄂豫皖蘇區(qū)紅軍整編，成立紅一軍，許繼慎任軍長，徐向前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

    1931年1月，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又整編為紅四軍，曠繼勛任軍長，徐向前任軍參謀長。3月上旬，他參與指揮雙橋鎮(zhèn)戰(zhàn)役，俘敵師長岳維峻以下5000余人，這是紅軍首次取得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整師的大勝利。

    初次見面，徐向前感覺到：能夠年紀輕輕就曾到蘇聯(lián)學習過，并且能和張國燾聯(lián)袂來到鄂豫皖，陳昌浩定有其過人之處。陳昌浩更是震撼：一個山西人不但能縱橫海陸豐，還能躍馬大別山，不愧是黃埔一期生，蔣介石看走了眼！看來，這個沉默寡言的人，在軍事上潛力很大。

 紅四軍南下之爭——徐向前支持曾中生，陳昌浩襄助張國燾

    1931年5月，鄂豫皖蘇區(qū)第二次反“圍剿”的戰(zhàn)斗還沒有結束，張國燾就召開會議傳達王明中央決定：撤銷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軍事委員會。

    鄂豫皖分局的職權，是直接代表王明中央實施領導，有權否定地方黨委的決議或解散地方黨委；鄂豫皖軍事委員會，統(tǒng)一領導和指揮鄂豫皖所有紅軍和地方武裝。張國燾任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兼省委書記，陳昌浩為共青團分局書記。先到鄂豫皖并打出斗爭局面的黃埔四期生曾中生，卻僅僅擔任軍委副主席。從此，張國燾總攬鄂豫皖分局黨、政、軍大權于一身。

    張國燾下車伊始，即對紅四軍的領導干部作了調整。曠繼勛仍然任紅四軍軍長，軍委副主席曾中生兼任政治委員，下轄四個主力師，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師長許繼慎、軍參謀長徐向前改任第十三師師長、紅七十五師領導吳煥先，都是能征慣戰(zhàn)之士。

    1931年6月，鄂豫皖分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曾中生、許繼慎等主張抓住敵人暫取守勢的有利時機，集中主力南下作戰(zhàn)，以配合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這一正確主張得到與會多數(shù)人支持，張國燾也無異議，會議決定：紅四軍以少數(shù)兵力留在根據地鞏固陣地，而以主力部隊南下向外發(fā)展。7月上旬，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開會討論紅軍的具體行動部署時，張國燾推翻原來的南下決定，認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據地，就必須威脅攻占大城市。因此，他要紅四軍兵鋒指向皖西，先南下英山，再出潛山、太湖，進攻安徽省城安慶，威震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限一個月完成。紅四軍領導人不同意這個冒險主義的計劃，主張消滅敵人有生力量，鞏固擴大根據地，即兵鋒指向鄂東北，直出蘄春、黃梅、廣濟地區(qū)，在運動中大量殲敵。但張國燾固執(zhí)己見，部隊被迫奉命作南下英山，東出潛山、太湖的準備。

    1931年7月中旬，張國燾為貫徹自己的意旨，對紅四軍的領導又進行了改組，讓“沉默寡言”的徐向前任軍長，曾中生任政治委員。8月初，徐向前、曾中生率領紅四軍冒著酷暑南下，直取英山。僅僅經過兩小時的激戰(zhàn)，就攻占了英山城，殲敵1800余人。

    仗是打勝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卻對下一步的行動憂慮起來。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樓上，深夜還亮著燈。曾中生和徐向前擺起軍用地圖，徹夜不眠，反復研究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慮再三，說：“東出安慶，要通過四百里的白區(qū)，遠離蘇區(qū)，太冒險了。”

    徐向前說：“是啊，安慶是敵人重兵設防的地方，我們只五個團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說：“我們不能硬著頭皮瞎撞，安慶攻不得?！?BR>
    徐向前說：“絕對攻不得。”

    張國燾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在原則問題上徐向前從不含糊。

    經過反復磋商，政治委員曾中生最后決定：留一個師守英山，以兩個師四個團出蘄春、黃梅、廣濟。他一面部署部隊前進，一面寫信派人向張國燾報告，說明情況。紅軍部隊冒著酷暑分兩路南下，一路奔襲蘄春城附近的漕河鎮(zhèn)，全殲敵人新八旅，活捉旅長以下1600余人，繳槍1200余支，乘勝進占浠水、廣濟縣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襲黃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隨即撤出，占領鄉(xiāng)村。徐向前和曾中生靈活機動的指揮，使部隊干部戰(zhàn)士十分高興。當?shù)攸h組織和群眾見紅軍歸來，紛紛組織慰問，到處燃放鞭炮。被敵人摧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又很快恢復起來。短短幾天，紅軍就從敵人倉庫和地主豪紳家中收繳了許多財物。光是銀子就達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萬元。金子后來全部送到上海黨中央，其他財物解決了紅軍的吃穿問題。紅四軍南下，真是難得的勝利！

    張國燾坐鎮(zhèn)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沒按他的意見去攻安慶，大為惱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軍委會的名義給曾中生、徐向前寫信，指責他們“公開抗拒分局命令”，是“原則路線上的分歧”；嚴令部隊“立即北返，不得絲毫停留”。

    9月初，紅四軍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雞鳴河，曾中生召開了一次支部書記和指導員以上的活動分子會議，討論了張國燾的來信。會上，群情激憤，通過申明書，決定派人回去向中央分局陳述意見。這件處理不當?shù)氖拢粡垏鵂c抓住了把柄。于是，紅四軍南下問題遂成了一樁大罪！

    1931年9月13日，陳昌浩到達紅四軍軍部，宣布張國燾的命令：免去曾中生軍政治委員職務，由陳昌浩接任。

在“肅反”問題上，徐向前、陳昌浩互有微詞

    陳昌浩一到任，就開始在紅四軍中“肅反”抓人。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揮作戰(zhàn)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徐向前問陳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貧苦農民出身，土生土長的戰(zhàn)士，有的是看著長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這是怎么回事？”

    陳昌浩說：“你不知道，8月初，我們在后方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團體，叫AB團，成員多是岳維峻的舊部。他們準備9月15日暴動，要炸毀醫(yī)院，搶走岳維峻。在一些縣委、區(qū)委里也發(fā)現(xiàn)了改組派，牽涉到我們部隊呢?，F(xiàn)在逮捕的都是改組派、反革命?！?BR>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現(xiàn)在被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擊的人，平時沒有什么異常表現(xiàn)，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組派？這件事在他腦海里始終是一個疑團。

    遵照張國燾的命令，徐向前率領部隊西返。部隊一面行軍打仗，一面在陳昌浩主持下繼續(xù)“肅反”。一天，部隊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時，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著部隊經過，偶然看見隊伍里有兩副擔架抬著人，他就問身邊的陳昌浩：“誰負傷了，抬的是什么人？”

    陳昌浩說：“沒有誰負傷，許繼慎、周維炯是反革命，逮捕了?！?BR>
    徐向前聽后，真懷疑自己的耳朵不好使，怎么許繼慎成了反革命了？

    徐向前熟悉許繼慎的歷史和為人：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北伐戰(zhàn)爭中擔任過葉挺獨立團的營長、團參謀長。來到鄂豫皖紅軍后，在紅一軍、紅四軍又一起工作。他作戰(zhàn)勇敢、指揮靈活、為人正派。這樣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維炯，更是鄂豫皖土生土長的一員戰(zhàn)將，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對許繼慎、周維炯兩位師長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極了，他質問陳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師長都抓起來了，也不給我說一聲！”徐向前事前都一無所知。

    對徐向前的不滿和抗議，陳昌浩一直采取不理不睬的態(tài)度，這次他也抬高了嗓門：“肅反抓人，是我職權以內的事，況且這又是張主席的決定?！蹦菚r，黨中央有規(guī)定：政治委員是代表政權與黨兩方面來領導軍隊的，政治委員在政治上、在黨內比同級軍官權限大。政治委員是紅軍中最高的領導者，是黨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決定權，甚至有權逮捕同級指揮員。1931年9月底，部隊到達光山縣白雀園，張國燾親自到紅四軍主持“肅反”。形勢逼人，徐向前只能忍氣吞聲。

    1931年11月7日，為了統(tǒng)一指揮，加強紅軍建設，迎接更大規(guī)模的作戰(zhàn)行動，鄂豫皖紅軍整編為紅四方面軍，原紅四軍軍部改編為方面軍總部，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那一天，除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留在皖西活動外，紅四方面軍總部及各師部隊都整整齊齊列隊在黃安七里坪倒水河河灘上，接受年僅30歲的徐向前總指揮和年僅24歲的陳昌浩檢閱。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fā)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陳昌浩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們的名字和紅四方面軍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

    據《徐向前傳》記載，“表面看來，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是三巨頭：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但實際上，大權在握的是張、陳二人，張國燾有中央代表、中華蘇維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貫搞家長制統(tǒng)治。陳昌浩雖然最年輕，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活躍人物。他能寫能講，又是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說話很有分量，有時連張國燾也不得不讓他幾分。有一次，陳昌浩簽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寫在前面，張國燾名列第二。張國燾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質問陳昌浩，曾私下對別人念叨：‘是軍委主席大還是總政委大？這樣簽署布告行嗎？’平時，陳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張國燾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見，他們就兩票對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難鳴?！闭且驗殛惒茖垏鵂c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卻在“肅反”問題上聽之任之甚至推波助瀾，所以徐向前憤怒不已。據徐向前回憶：“這年（1931年）冬天，‘肅反’又從紅軍部隊擴展到地方機關。為了防止部隊發(fā)生異動，張國燾等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委還組織了巡視團，派到各師監(jiān)督肅反。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的、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一律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xiàn)如何，也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張國燾竟然還說：‘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同志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薄瓣惒仆揪透鼉磭D，捕殺高級干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干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袀€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他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你看黃鋼反革命多么堅決，他剖腹自殺！’”

黃安戰(zhàn)役、蘇家埠戰(zhàn)役，
徐向前、陳昌浩謀勇相濟，心有靈犀

    紅四方面軍成立后，蔣介石集團對鄂豫皖蘇區(qū)的“圍剿”終因兵力不足，遲遲沒能部署就緒。趁此時機，紅四方面軍采取進攻策略，開始南下作戰(zhàn)，徐向前選定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黃安城。

    黃安城，是南線敵人離鄂豫皖蘇區(qū)中心最近的一個重要據點，處于根據地和游擊區(qū)的包圍之中。守敵六十九師戰(zhàn)斗力不太強，屢遭紅軍游擊襲擾，士氣低落。但是，該師自到黃安城后修筑了許多工事，碉堡林立，防御體系比較完整。同時，黃安守敵還可得到麻城敵三十一師、黃陂敵三十三師、孝感敵四十四師的策應。對黃安這股敵人，實行強攻顯然不行。經過深思熟慮，徐向前召開軍事會議，提出長期圍困、逐步削弱、創(chuàng)造條件攻城殲敵的作戰(zhàn)方案。會上，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陳昌浩認為：徐總指揮提出的作戰(zhàn)方案，既可行，又穩(wěn)妥；如果能全殲黃安守敵，就可以粉碎敵人的圍攻。于是，圍困黃安的戰(zhàn)役部署決定了，戰(zhàn)役發(fā)起時間定在11月10日晚。經過一個多月的激戰(zhàn)，在粉碎敵人兩次增援、一次突圍后，方面軍總部決定12月22日夜間攻城。這時，陳昌浩表現(xiàn)出驚人的膽略。據徐向前回憶：“那天白天，陳昌浩坐上飛機到黃安上空扔炸彈，散發(fā)宣傳品，騷擾敵軍。這架德式教練機是四川軍閥劉湘的軍用飛機，我們于1930年初在宣化店繳獲的。……飛機運到新集后，命名為‘列寧號’。這是紅軍擁有的第一架飛機，陳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區(qū)，去過皖西根據地。他那時才27歲，干起來真行，也有辦法。怕駕駛員不可靠，在白區(qū)降落，就帶上手槍，拿著手榴彈，逼他聽指揮。這次，飛機到達黃安上空后轉了幾圈，敵人以為是給他們空投物資來了，紛紛跑出工事，準備搶東西。萬萬沒想到，來的卻是紅軍的飛機。撒了些傳單，還丟了兩顆大炸彈，搞得敵軍愈加慌亂不堪?！秉S安守敵遭“列寧號”轟炸后，更加軍心不穩(wěn)，紅軍一鼓作氣拿下黃安。黃安戰(zhàn)役歷時43天，共殲敵1.5萬余人，俘敵師長趙冠英以下官兵近萬人，繳槍7000余支、迫擊炮10余門、電臺1部。這是徐向前、陳昌浩任方面軍總指揮、總政治委員后攻下的敵整師設防的第一個堅固據點，是運用圍點打援、運動防御與攻堅結合的成功一戰(zhàn)。

    1932年5月，徐向前、陳昌浩在安徽六安取得了“圍點打援”、以少勝多的大殲滅戰(zhàn)——蘇家埠戰(zhàn)役的勝利，在紅軍戰(zhàn)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32年初，紅軍已經取得了黃安戰(zhàn)役、商（城）潢（川）戰(zhàn)役的勝利。不甘心失敗的蔣介石調兵遣將，企圖從皖西向蘇區(qū)發(fā)動第三次“圍剿”。當時，敵人在蘇區(qū)周圍的兵力約10萬余人，而紅軍只有近3萬人。從兵員數(shù)量上看，敵眾我寡；從武器裝備上比，敵強我弱。怎么辦？

    1932年3月，大別山已是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季節(jié)。在六安獨山鎮(zhèn)，徐向前主持召開了有師長、團長和地方獨立團長參加的軍事會議，條分縷析道：

    六安蘇家埠是敵人在皖西的前哨據點，敵岳盛暄四十師駐蘇家埠。敵以蘇家埠為樞紐，沿淠河東岸的韓擺渡、青山店、馬家庵，北起六安城，南至霍山，總共部署了6個旅12個團。我方面軍總部的決心是：在地方武裝支援掩護下，主力全部東渡淠河，從側后包圍蘇家埠、韓擺渡和青山店，以“圍點”為釣餌，把來自六安、霍山，以及合肥、蚌埠方向的援敵，誘到陡拔河以東一舉殲滅。

    但是，面對強敵，張國燾動搖了，不同意向皖西發(fā)起進攻。這時，陳昌浩的表態(tài)至關重要。晚年，親歷戰(zhàn)事的開國中將徐深吉回憶：“陳昌浩政委看徐總胸有成竹，決心果斷，就站在徐總一邊。張國燾不得不收回自己的錯誤主張，同意徐總率師東進。”

    1932年3月底，紅軍揮師將蘇家埠、韓擺渡包圍起來，一部直逼六安城郊。蘇家埠西瀕淠河，居民有1萬多人，水陸交通比較方便，是六安西南的大集鎮(zhèn)，皖西敵人重點防守的一個據點。蘇家埠被圍困成孤島后，敵人的糧食越來越困難，敵師長岳盛暄天天向上峰告急。4月下旬，蔣介石任命其嫡系第七師師長厲式鼎為皖西“剿共”總指揮，拼湊了15個團的兵力共2萬余人，分兩路由合肥向蘇家埠地區(qū)進犯。

    張國燾見敵人來的兵力比較大，又產生了動搖，提出要撤出蘇家埠、韓擺渡之圍，放棄快要到手的勝利。徐向前找到陳昌浩，向他分析：“敵人雖然有15個團的援兵，但其建制復雜，內部矛盾很多，除厲式鼎的第七師以外，各部都遭受過我軍的嚴重打擊，士氣低落，而且又是遠道而來。我軍士氣高昂，工事堅固，以逸待勞，等敵來攻，在運動中殲敵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因此，主張堅決地打下去，奪取整個戰(zhàn)役的勝利?！?BR>
    徐深吉中將回憶：“陳昌浩同志支持徐總的正確意見，同意打，反對撤，張國燾勉強收回了他的錯誤意見。”徐向前也承認陳昌浩的態(tài)度極其重要：“敵人來了那么多，打不打，是個難下決心的事?！@個時候，張國燾不想打了。陳昌浩支持我的意見，打！”結果，一切都在徐向前算計中，紅軍在陡拔河以東共計殲滅敵人3.5萬余人，俘虜敵總指揮厲式鼎和5個旅長、11個團長以下官兵2萬余人，繳獲步槍12000余支、機槍171挺、各種炮43門、電臺4部，擊落敵飛機1架，解放了淠河以東的廣大地區(qū)。這是鄂豫皖紅軍建軍以來，規(guī)模最大、繳獲最多、代價最小、戰(zhàn)果最好的一次空前的大勝利。這樣，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qū)發(fā)動的第三次“圍剿”尚未展開即被粉碎。5月23日，中華蘇維埃政府來電祝賀紅四方面軍取得蘇家埠大捷，電報指出：蘇家埠戰(zhàn)役的勝利，“給予全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運動無限的興奮，更加強了蘇維埃紅軍對于全國革命運動的領導?！痹S多紅四方面軍老人都說，沒有陳總政委的支持，就沒有蘇家埠大捷！

徐向前、陳昌浩正確意見被拒，
張國燾落得一聲哀嘆：“不聽徐陳言，吃虧在眼前！”

    1932年春，在國民黨四大上，蔣介石特別提出鄂豫皖蘇區(qū)的“危險”，決定將其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鑒于過去幾次“圍剿”作戰(zhàn)指揮者不得力，蔣介石這次決定“御駕親征”，親自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6月12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確定圍剿紅軍的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滅鄂豫皖、湘鄂西兩區(qū)紅軍，然后全力進攻中央蘇區(qū)。企圖以重點進攻、分區(qū)“圍剿”的辦法，達到各個擊破紅軍的目的。為便于指揮，蔣介石把他的總司令部設在漢口，下組左、中、右三路軍。除了何成浚指揮的左路軍專門對付湘鄂西蘇區(qū)外，中路和右路軍全力負責“圍剿”鄂豫皖蘇區(qū)。根據紅軍獲悉的情報，敵總兵力共約30余萬人，另有4個航空隊。

    敵人對鄂豫皖蘇區(qū)第四次“圍剿”迫在眉睫，徐向前、陳昌浩向鄂豫皖分局提出建議，紅軍必須立即進行準備，以對付敵人的進攻。然而，當時王明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任務卻是：“除以二十五軍鞏固皖西北新發(fā)展的根據地外，主力應向西行動，擴大與鞏固鄂東區(qū)，以一師以上的兵力過平漢路，配合紅三軍行動，消滅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漢路兩旁孝感、武勝關間比較鞏固的新根據地，必要時可重新進攻黃陂、威嚇武漢，調動敵人進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戰(zhàn)爭的解放，以造成包圍武漢的形勢?！弊鳛槎踉ネ罘志趾蛙娢瘯饕I導人的張國燾，更是被紅軍近年以來取得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對形勢作了極為錯誤的估計，他認為“現(xiàn)在是我們由沖破包圍已經進到消滅敵人包圍的時候”。根據王明中央的訓令，他提出紅軍當前的作戰(zhàn)計劃是：第一步進逼羅山，破壞平漢路；第二步，沿平漢路南下，殲滅宋埠、黃陂一線之敵，威逼武漢。

    1932年6月下旬，根據鄂豫皖分局的決定，徐向前率領紅軍主力由潢川地區(qū)西進，執(zhí)行破襲平漢路計劃。結果，僅僅攻下雞公山，殲敵1個團。此時，紅軍已連續(xù)作戰(zhàn)7個多月，部隊十分疲勞，而且病號日增，戰(zhàn)斗力顯著下降。因此，徐向前、陳昌浩再次向鄂豫皖分局建議，停止在平漢路的作戰(zhàn)行動。6月底，張國燾在黃安縣城西北的小鎮(zhèn)夏店召開鄂豫皖分局會議。會上，徐向前再次提議：我軍連續(xù)作戰(zhàn)，疲憊已極，當務之急是休整訓練。從目前的情況看，敵人的行動還只是在邊沿區(qū)進行小規(guī)模偵察性的進攻活動，我們可以用一部兵力警戒敵人，主力放在鄂豫皖邊界地區(qū)，一腳踏在蘇區(qū)，一腳踏在白區(qū)，一面休整，一面掩護地方開展工作，開辟新區(qū)，鞏固老區(qū)。同時可以就食新區(qū)，減輕老區(qū)人民的負擔。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建議，陳昌浩表示支持。

    可是，張國燾和沈澤民對迫在眉睫的“圍剿”仍然漫不經心，反對紅軍進行休整。沈澤民竟然說：“勝利了要再勝利，不能停止進攻，敵人這次‘包圍會剿’，都是國民黨的殘余武裝，沒什么了不起。他們布置還未就緒，我們要趁此時機，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紅軍主力應乘勝南下，圍攻麻城?！?BR>
    會上，圍繞著紅軍下一步行動問題，雙方展開了激烈爭論。張國燾先是擺出聽取意見的姿態(tài)，不說多少話，最后他鼓足勇氣又當了一回“家長”：“現(xiàn)在已轉變到我們同敵人決勝負的時候了。決勝負的戰(zhàn)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絕不是馬馬虎虎的小事情。我們要趁熱打鐵，才能成功。紅軍下一步的任務是，要實施不停頓的進攻，圍攻麻城，奪取麻城，以實現(xiàn)威逼武漢的計劃?！?BR>
    后來事實證明，張國燾決心南下圍攻麻城，是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最為失策的行動。當時，如果能按照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去做，紅軍主力選擇適當位置，抓緊時間進行休整，抽出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裝，肅清蘇區(qū)內反動民團，進一步鞏固根據地，敵人發(fā)動“圍剿”時，紅軍仍可處于主動地位。

    以紅軍主力南下奪取麻城，決定已經作出，紅軍就沒有時間進行反“圍剿”的準備工作了。一著不慎，全盤被動。

    7月初，徐向前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包圍了麻城守敵，但是麻城守敵依托堅固城墻，久攻不下。當徐向前、陳昌浩率部和敵人相持于堅城之下時，東線敵人徐庭瑤縱隊于7月7日向霍丘縣城進犯，霍丘縣城很快失守，一個團的守城部隊全部損失。與此同時，西線敵人陳繼承縱隊于7月10日由羅山地區(qū)南犯，衛(wèi)立煌縱隊于7月下旬由孝感地區(qū)向西推進。

    這時，敵情已經非常嚴重?？墒?，張國燾不僅無視當前嚴重的敵情，而且夸大圍攻麻城以來所獲勝利的意義，令紅軍再次圍攻麻城。8月初，徐向前、陳昌浩率方面軍主力冒著盛夏酷熱，再次圍攻麻城。

    就在這個時候，敵人已經向蘇區(qū)大舉進攻了。8月11日、13日，紅軍在黃安馮壽二、七里坪兩次作戰(zhàn)，雖斃傷敵人5000余人，但沒有擊破敵人的圍攻之勢，因而也就沒能使整個戰(zhàn)局發(fā)生有利于紅軍的變化，蘇區(qū)中心區(qū)盡失；相反，卻使紅軍受到重大傷亡和消耗，作戰(zhàn)繼續(xù)處于被動地位。面對危局，張國燾發(fā)出一聲哀嘆：“不聽徐陳言，吃虧在眼前！”

漫川關突圍戰(zhàn)，徐向前、陳昌浩攜手闖過生死劫

    鄂豫皖蘇區(qū)的中心區(qū)域已被敵人占領，紅軍處境更加困難。這時，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繼續(xù)在蘇區(qū)打，還是跳到蘇區(qū)外面去打？

    1932年10月10日晚，在敵人緊逼的情況下，張國燾在黃安河口以北的黃柴畈召開了鄂豫皖分局緊急會議，最后決定：方面軍主力跳出蘇區(qū)，到平漢路以西活動。11月初，徐向前、陳昌浩率部艱苦轉戰(zhàn)到鄂陜交界的漫川關，準備由此進入漢中。

    漫川關是鄂西北進入陜南的一個隘口。這里崇山峻嶺，地勢險惡。當紅軍進到漫川關以東康家坪、任嶺地區(qū)時，幾乎陷入困境：楊虎城部的3個團已據漫川關防守，堵住了去路；胡宗南部的2個旅，也由鄖西趕至漫川關東南任嶺、雷音寺、七里峽、古廟溝一線；敵四十四師，搶占了漫川關東北的張家莊、馬家灣一線；敵六十五師、五十一師，尾追至漫川關以東大溝口、當山地區(qū)；敵四十二師，經漫川關以北的石窯子向南壓來。

    在這里，敵人共動用了5個師又3個團的兵力，企圖將紅軍圍殲于漫川關以東10余里長的懸崖峽谷之中。

    面對這個危急情況，怎么辦？張國燾極力主張把部隊化整為零，分散突圍。他說這樣目標小，行動方便。徐向前聞言，抽著旱煙不語。

    在節(jié)節(jié)失敗的情況下，張國燾變得謙虛多了，又追問：“向前，你的意見怎么辦？”

    徐向前說：“敵人要的是我們分散，以便各個擊破，分散突圍，不能?。　?BR>
    陳昌浩在一旁說：“向前說得沒錯，我支持你！你決定吧！”

    徐向前說：“根據情報，北面敵兵力較少，又是敵人兩股部隊的接合部，是個弱點，可以從那里突圍！”

    敵情不允許他們多討論，最后按徐向前的意見，一致決定：以一部兵力牽制當面之敵，集中力量從北面敵人接合部實行突圍。

    徐向前、陳昌浩的習慣是，哪里情況急，任務重，就到哪里去。他們布置任務后，來到擔負“奪路”任務的紅十二師指揮所。師長正向紅三十四團交代任務。他們見到總指揮、總政治委員，分外高興。

    徐向前問：“任務明確了嗎？”

    “明確了！”許世友說，“請首長放心，一定會突過去！”

    徐向前、陳昌浩深知紅三十四團的戰(zhàn)斗力之強，更熟悉許世友這員戰(zhàn)將。他參加過黃麻起義，作戰(zhàn)勇猛，執(zhí)行命令堅決?，F(xiàn)在，把掩護全軍突圍的重任交給他，徐、陳是放心的。盡管這樣，陳昌浩還是嚴肅地再次對許世友說：“這次突圍，關系全軍的生死存亡，決不能掉以輕心?。　?BR>
    “保證完成任務！”許世友說罷跑步而去。

    入夜，紅三十四團在兄弟部隊的配合下，向敵44師展開猛烈的沖擊。這一仗，紅三十四團的第二營500多人，傷亡300多，最后只剩下100多人，還是死打硬拼。戰(zhàn)斗中，許世友發(fā)現(xiàn)附近的一挺機槍突然不響了，他一看，才知射手已犧牲，便把手槍往腰里一插，一個箭步上去把機槍搶到手上，向敵人猛射。經過反復沖殺，終于奪取了北山埡口，從張家莊至馬家灣間敵四十四師2個旅的接合部，打開了一條通路。紅軍利用黑夜，沿著小路向北急進。第二天天亮，方面軍突出包圍圈，脫離了危境。正當敵人說什么徐向前部“僅剩下5000余人，毫無戰(zhàn)斗力”、“衣不蔽體、食不得一飽”、“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凍餒”的時候，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從漫川關突圍而出，于11月15日到達陜西商縣西面的楊家斜。當年經過突圍的老戰(zhàn)士，談起此戰(zhàn)都后怕：“如果陳總政委也同意化整為零、分散突圍，那我們就全軍覆沒了！”

    12月初，紅四方面軍到達陜西戶縣以南的徬徨鎮(zhèn)，部隊分兩個梯隊前進，張國燾帶紅十一師、紅七十三師先行；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紅十師、紅十二師殿后。第二梯隊在徬徨鎮(zhèn)尚未出發(fā)，敵人又圍上來了。徐向前、陳昌浩緊急指揮部隊實施反擊，激戰(zhàn)數(shù)小時，殲敵胡宗南師一部及陜軍警備旅數(shù)千人。第一梯隊聞訊返回接應，戰(zhàn)斗已臨近結束。這是徐、陳在轉戰(zhàn)中的一次“有驚無險”。

川陜蘇區(qū)時期，讓指戰(zhàn)員有“高度階級覺悟”，這是
陳昌浩的拿手好戲；讓指戰(zhàn)員有“殺敵本領”，這是徐向前的強項

    1932年寒冬，徐向前率領紅軍攀鳥道、履冰雪、戰(zhàn)風寒，翻越過人跡罕至的大巴山，直下四川通江縣城。接著，兵分三路展開：徐向前率一部西進巴中；陳昌浩、王樹聲率一部北取南江；王宏坤率一部東向萬源。一月之內，紅軍連戰(zhàn)皆捷，共殲敵3個團，占據通江、南江、巴中3座縣城及周圍大片地區(qū)。

    川北沒有經受大革命洗禮，共產黨的活動一直處于薄弱狀態(tài)，群眾對共產黨知之甚少。紅軍新來乍到，要立腳生根，關鍵在于發(fā)動群眾。徐向前和陳昌浩要求各部隊組成工作隊，分片包干，分兵發(fā)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級紅色政權和群眾組織。在一次干部會上，徐向前說：“天下窮人是一家，群眾對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傳，跟你鬧革命，否則，雷打他也不會動彈的。要使群眾相信，紅軍就是穿上軍裝、拿起武器的窮人，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标惒撇逶挘骸霸谶@一點上，我和徐總指揮不約而同！”工作隊的干部、戰(zhàn)士按照徐、陳的指示，深入到老鄉(xiāng)家里，什么臟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軍隊同老百姓之間的界限。

    川北的土匪很多，嘯聚在高山密林間，打家劫舍，綁架殺人，群眾恨之入骨，叫他們“棒老二”。紅軍入川后，他們與逃進山林的散兵游勇狼狽為奸，經常偷襲紅軍，殘害群眾。徐向前、陳昌浩采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令各部隊剿滅土匪，一批土匪和會道門頭目、骨干，被活捉公審。群眾高興地說：“有紅軍在，我們再也不怕‘棒老二’了！”由于打擊了土匪、團結了人民，紅軍很快在川陜蘇區(qū)生根立足。

    1933年春天，紅四方面軍召開軍事會議，會議確定作戰(zhàn)事宜由徐向前負責，政治動員、群眾工作、后方工作、肅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張國燾、陳昌浩、周純全等人負責。2月下旬至6月中旬，徐向前率部反擊軍閥田頌堯的“三路圍攻”，先后共斃傷敵1.4萬余人，俘敵旅參謀長李漢城以下萬余人，把田頌堯多年積蓄起來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

    談起這次勝利，徐向前曾謙虛地說過：“這場仗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把功勞歸功于在后方從事政治工作、支前工作的陳昌浩等人。

    1933年6月底，徐向前、陳昌浩在旺蒼縣的木門場召開了軍事會議，會上提出擺在紅軍面前的中心任務是：整編隊伍，加強訓練，提高戰(zhàn)斗素質，為粉碎敵人的新圍攻和發(fā)展川陜根據地，作好充分準備。會后，紅四方面軍再次進行整編，由原來的4個師擴編為4個軍?？傊笓]徐向前，總政治委員陳昌浩（兼總政治部主任），副總指揮王樹聲。一時間，紅四方面軍在川陜地區(qū)重新崛起。

    木門會議后，紅軍各部隊掀起了大練兵的熱潮。練兵，是徐向前歷來重視的。從在鄂豫皖蘇區(qū)起，紅四方面軍就形成了平時練兵和戰(zhàn)地練兵相結合，走到哪里練到哪里的苦練傳統(tǒng)。徐向前常說：“紅軍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們的有生力量就是人，是有高度階級覺悟和殺敵本領的指戰(zhàn)員?！彼鶕ū钡牡匦翁攸c和作戰(zhàn)對象，提出大練兵運動的主要訓練內容是：一、各級指揮員的組織指揮能力；二、河川戰(zhàn)斗、山地戰(zhàn)斗和夜間戰(zhàn)斗的演練；三、四大技術（射擊、投彈、劈刺、土工作業(yè)）的訓練；四、政治教育和紀律教育。他要求通過大練兵，把部隊的軍政素質大大提高一步，迎接新的戰(zhàn)斗任務。

    讓指戰(zhàn)員有“高度階級覺悟”，這是陳昌浩的拿手好戲；讓指戰(zhàn)員有“殺敵本領”，這是徐向前的強項。徐、陳合作，紅四方面軍的軍事素質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9月底，徐向前決定發(fā)動營（山）渠（縣）戰(zhàn)役，打軍閥楊森。但是，當他將戰(zhàn)役計劃提交方面軍其他領導人討論時，負責掌握同楊森秘密談判的張國燾、陳昌浩才告知他，紅軍已經同楊森有“互不侵犯”的口頭協(xié)定。徐向前認為，問題不在于要不要和楊森談判，而在于對這個反復無常的軍閥究竟怎么看，認為紅軍沒有必要被楊森的某些口頭保證捆住手腳。他分析了打和不打楊森的利弊關系后指出：打是上策，不打是下策，如果楊森同意紅軍改造他的部隊，真心實意和紅軍聯(lián)合，有那樣的把握，當然可以不打，但這種把握是不存在的。張國燾猶豫不決，擔心落個“背信棄義”的罵名。這時，陳昌浩當場表示：“楊森的‘信義’又在哪里？我看咱們這是背‘信’存‘義’——為了革命的正義事業(yè)，說幾句話不算數(shù)算什么！”結果，張國燾也未反對，打楊森的決心就這樣定下了。是役歷時半個月，共殲楊森部3000余人，繳槍2500余支，根據地向南擴展100余里，有90多萬人民群眾得到了解放。其后，他們又率部攻打軍閥劉存厚、粉碎軍閥劉湘的“六路圍攻”，軍鋒強極一時。

反“六路圍攻”，徐向前、陳昌浩“旋到
一起去了”；“肅反”再起，徐陳又生心結

    1933年10月，蔣介石令四川軍閥劉湘糾集110余個團約20萬人，對紅四方面軍進行長達10個月的“六路圍攻”。在反“六路圍攻”中，出現(xiàn)過徐向前、陳昌浩聯(lián)手抵制張國燾的情況。

    1934年8月，徐向前揮師將敵軍陣地劈成兩半，造成了分割包圍劉湘主力部隊的有利態(tài)勢。劉湘的主力第一、第二、第三師在東，已被閃電般進擊的紅軍抄至后方。徐向前率前指在宣漢的馬渡關地區(qū)，決定紅軍主力東旋，截斷東面敵軍的退路，打一個殲滅戰(zhàn)。東面的陣地呈斜形，紅軍橫插過去，越過一條小河，卡住山埡口，潰退的敵人就插翅難逃。但這時，遠在通江洪口場的張國燾打電話給徐向前要部隊西旋，攻打敵范紹增的第四師。

    徐向前認為，西面不是劉湘的主力，與紅軍處于平行地位，紅軍還沒旋過去，敵人就會跑掉，只能打個擊潰戰(zhàn)。因此，他力主東旋，不同意西旋，但在電話里和張國燾講來講去，硬是講不通。陳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見，也反復向張國燾陳述東旋的理由，但張國燾就是聽不進意見。這次“馬拉松”式的電話，竟打了五六個小時，最后，張國燾竟不耐煩地喝問：“你們聽不聽我的意見？聽，就按我的意見辦；不聽就算了！”這樣，徐向前、陳昌浩只好命令部隊西旋。

    西旋的結果，不出所料，勞而無功。范紹增見紅軍西旋，慌忙帶上部隊逃跑，5個晝夜竟南竄400余里。徐向前見兜不住敵人，令部隊停止追擊，回師東旋。但是，東邊的敵3個師已經撤逃至宣漢附近的馬家場、東升場一線，筑起防御陣地固守，紅軍的東線反攻被迫結束。徐向前、陳昌浩眼見即將到手的勝利成果被張國燾的瞎指揮斷送，痛心不已！張國燾卻對陳昌浩惱火不已，怒斥：“你和徐向前旋到一起去了！”

    最令徐向前頭疼的還是“肅反”。還在反“三路圍攻”期間，張國燾就借口部隊“不純”，進行大“肅反”，名單由他和陳昌浩及政治保衛(wèi)局掌握，說抓誰就抓誰。紅九軍二十三團政委陳海松年僅20歲，作戰(zhàn)勇敢，是個優(yōu)秀干部，也被政治保衛(wèi)局列入黑名單，要抓起來。徐向前得知后，氣憤地給陳昌浩打電話：“同志，你們想干什么？我們的部隊從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過來的，哪來那么多‘反革命’嘛！現(xiàn)在弄得人心惶惶，仗還打不打呀？”由于他的力爭，保護了陳海松等人。在木門軍事會議上，大家對“肅反”意見極大，迫使張國燾、陳昌浩停止了“肅反”。但是，僅僅過了個把月，張國燾便以反對“右派”和“托陳取消派”的名義，又一次掀起了“肅反”的浪潮。這次“肅反”，張國燾主要矛頭指向多次批評過他的曾中生等一批領導骨干，誣蔑曾中生是“右派”，“與托陳派、改組派、AB團、第三黨聯(lián)合起來，形成小組織的活動”，先后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曠繼勛等高級干部，張國燾親自出馬審訊。

    徐向前聽說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極為震驚，打電話問陳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據？我對曾中生是了解的，黨中央也了解他，絕對不是反革命，不能這樣對待他！”

    這時，陳昌浩只能支吾搪塞：“這是張主席決定的，不過是‘審查審查’罷了?！?BR>
    曾中生被關押審訊期間，正氣凜然，一直堅持同張國燾斗爭，拒絕寫所謂承認“錯誤”的“自首書”。他身陷牢獄，心在軍中，奮筆疾書了著名的《與“剿赤”軍作戰(zhàn)要訣》。對四川的敵情、地形、敵人作戰(zhàn)特點和紅軍戰(zhàn)斗要領作了通俗的闡述，成為紅四方面軍的重要軍事教材之一。長征途中，曾中生最終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沒有保護住好戰(zhàn)友曾中生，是徐向前心中永遠的痛！

長征路上，陳昌浩由“態(tài)度很堅決”到身陷“密電事件”；
徐向前沒有和毛澤東共同北上，“犯了終生抱愧的錯誤”

    1935年5月，由于敵情所迫，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率川陜革命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進行長征，意圖和紅一方面軍會師。

    1935年6月16日，黨中央致電張國燾，要求其“北上”：“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戰(zhàn)略方針是占領陜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贝稳眨瑥垙碗娭醒耄簯斜ξ鬟M，占領青海、新疆，如有困難就暫時“南下”。這樣，中央和張國燾在“北上”還是“南下”、“適當時期”“西進”還是“應集中兵力西進”的問題上產生分歧。

    6月下旬，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夾金山北麓的達維橋勝利會師。不久，為解決統(tǒng)一指揮問題，中央軍委增選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為軍委委員。為維護兩軍團結，中央軍委又任命張為紅軍總政委。同時，軍委決定成立前敵總指揮部，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并為陳、徐二人頒發(fā)了金質紅星獎章。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沙窩會議，增選陳昌浩、徐向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并任命陳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會后，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組編為左、右路軍：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右路軍由陳昌浩、徐向前率領，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等隨右路軍行動。8月20日，在左路軍開拔后，中共中央在右路軍駐地毛兒蓋召開了會議，史稱“毛兒蓋會議”。據徐向前回憶，陳昌浩在會上表現(xiàn)是積極的：

    會議首先由毛澤東發(fā)言?！惒频膽B(tài)度很堅決，主張快速北進，集結最大兵力，向東突擊，以實現(xiàn)中央既定方針。毛澤東很高興，還特地表揚了陳昌浩的發(fā)言。

    8月底，右路軍順利通過草地，并以陳昌浩節(jié)制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勝利地進行了包座戰(zhàn)役，為左路軍北上奠定了基礎。但是，張國燾卻無意北上，多方找借口要求右路軍南下川藏邊。據記載：1935年9月9日，張國燾更密電陳昌浩，指示其勸毛澤東等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jiān)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斗爭，徹底解決之”。由于葉劍英知道后及時密告中央，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得以脫身，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密電事件”。

    50多年后——1986年9月，徐向前在《紅四方面軍的英勇長征》一文中還對“密電事件”及其前后情況記憶猶新：

    張國燾頑固堅持南下方針，拒不執(zhí)行黨中央的北進指示，九月八日電令我和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事態(tài)發(fā)展到這種地步，我們夾在中間，十分為難。陳昌浩和我商量，決定由他帶上電報，如實向黨中央匯報。當晚，中央領導同志召集我們在周恩來住地開會，針對張國燾的南下電令，以(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祥七人的名義，電告張國燾，陳說南下之弊與北進之利，著其執(zhí)行北進方針。張國燾九日復電，仍堅持南下。陳昌浩這時改變了態(tài)度，同意執(zhí)行張國燾的南下命令。

    9月10日，鑒于張國燾公然對抗黨中央的北進方針且居心叵測，黨中央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進。9日晚，毛澤東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問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么樣？”實際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態(tài)度。徐向前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泵珴蓶|沒再說什么，遂告辭而歸。

    10日凌晨，徐向前、陳昌浩才得知紅一方面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回憶說：

    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發(fā)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復，避免了事態(tài)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惒剖旨?，說了些難聽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復信，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

    “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在關鍵時刻的這句話，使紅軍沒有骨肉相殘！作為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的陳昌浩沒有感情用事，“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BR>
    根據徐向前回憶來看，陳昌浩在“南下”、“北進”問題上本來是服從中央的，后來雖然“改變了態(tài)度”，但也沒有根據張的命令武力阻截毛澤東等人，因而不能隨意地給他加上“張國燾之流”的帽子。

    中央紅軍主力北上后，徐陳根據張國燾的命令，率紅四軍、紅三十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再次過草地，開始了南下的進軍。對于沒有答應和毛澤東共同北上并執(zhí)行張國燾“南下”命令，徐向前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犯了終生抱愧的錯誤。”

“南下”失敗，徐向前、陳昌浩
都站到了“北上”的正確路線上

    1935年9月15日，張國燾發(fā)布《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率左路軍再次過草地南下。10月5日，張公開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中共中央北方局”。這時，陳昌浩認同了張另立“中央”的反黨行為，率右路軍南下并接受了張的任職。由于路線、方針的根本性錯誤，紅四方面軍的“大舉南進”很快失敗，總兵力由8萬銳減到4萬。

    1936年初，紅四方面軍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區(qū)，在這里陳昌浩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結為伉儷。不久，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共組中共中央西北局，陳昌浩當選為委員。在賀龍、任弼時、朱德、劉伯承等深入細致的工作下，經歷南下失敗沉痛教訓的徐向前、陳昌浩改變了對張國燾的態(tài)度，決心壓張國燾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產國際代表張浩的努力下，加上陳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嘩變”(張國燾語)，張國燾不得不取消偽“中央”。7月初，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8月到達甘肅南部。

    8月12日，為實現(xiàn)西北大聯(lián)合，打通與蘇聯(lián)交通后出兵綏遠抗日，黨中央制定了寧夏戰(zhàn)役計劃，其要點是：一、當年10月或11月，3個方面軍在甘肅北部會師，完成進攻寧夏準備；二、12月，以1個方面軍拱衛(wèi)陜甘寧根據地，另兩個方面軍和東北軍合作，乘冰期西渡黃河，占領寧夏以打通與蘇聯(lián)的陸上交通；三、占領寧夏后，紅軍與東北軍合組抗日聯(lián)軍，出兵綏遠抗日。在這個寧夏戰(zhàn)役計劃中，紅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奪取岷縣，進攻隴西等地，支援東北軍占據蘭州，控制河西走廊。隨后，黨中央致電王明，將上述方案報請共產國際批準。9月，共產國際復電同意。

    但是，已經北上的張國燾仍然心緒不寧，“南進”不成又重提“集中兵力西進”，建議占領青海、新疆。于是，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縣召開會議，陳昌浩和朱德堅決反對張國燾不利于三軍會師的“西進”意見，主張立即北上甘肅靜寧、會寧地區(qū)，會合紅一方面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并制定了《靜會戰(zhàn)役綱領》。最后，張的意見被否決。會后他對徐向前等人大發(fā)牢騷：“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jiān)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19日，針對張國燾的“西進”苗頭，中央又致電強調：奪取寧夏，打通蘇聯(lián)，不論在紅軍發(fā)展上，在全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戰(zhàn)上，都是決定的一環(huán)。

    9月27日，經多方面爭取，張國燾不得不和陳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聯(lián)名致電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及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表示尊重共產國際和中央指示，決不再改變。

    1936年10月22日，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西北，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這使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如芒刺在背，于是調兵遣將急上西北，其戰(zhàn)略意圖是：一方面，調集30萬大軍和100架戰(zhàn)機，對立足未穩(wěn)的紅軍實施最后的“圍剿”，將紅軍主力殲滅于黃河以東的陜甘地區(qū)；另一方面，強令張學良、楊虎城執(zhí)行其“滅共”計劃，并在與紅軍作戰(zhàn)中削弱他們的力量，實現(xiàn)其一箭雙雕的險惡用心。

    深知蔣介石險惡用心的中共中央無時不在防備，事事處處施以對策。這時，張學良將軍又把蔣介石的有關作戰(zhàn)部署通報給中共中央，建議紅軍盡快實施寧夏戰(zhàn)役，控制黃河以西地域，接通與蘇聯(lián)的通道。

    10月11日，中共中央縱觀敵我友三方形勢，果斷作出提前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發(fā)布了《十月份作戰(zhàn)綱領》。其中，紅四方面軍的作戰(zhàn)任務是：其一，為阻擊南敵進攻，在西(寧)蘭(州)通道地區(qū)形成扇形運動防御，確保紅軍主力在預定地區(qū)展開；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務，以3個軍的兵力西渡黃河攻寧夏。10月24日起，在陳昌浩、徐向前指揮下，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九軍、五軍共約2.2萬名指戰(zhàn)員奉中央軍委命令，相繼在甘肅省靖遠縣渡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執(zhí)行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zhàn)役計劃。

對于西征軍創(chuàng)建新根據地問題上，陳昌浩說
徐向前是“右傾機會主義”，徐向前說陳昌浩頭腦發(fā)熱

    陳、徐所部強渡黃河后，在“打通國際路線”、“配合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的口號鼓舞下，向盤踞甘肅中西部的馬步青部、盤踞青海的馬步芳部、盤踞寧夏的馬鴻逵部(三部統(tǒng)稱“馬家軍”)展開了進攻。不久，由于國民黨重兵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紅軍的聯(lián)系，寧夏戰(zhàn)役被迫取消。之后，河西紅軍進入孤軍奮戰(zhàn)時期。

    11月5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之河西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不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wěn)腳跟，……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日，中央及軍委又提出了《作戰(zhàn)新計劃》，其決心是：放棄奪取寧夏的原計劃，將河東3個方面軍的主力組成南路軍和北路軍，南防北攻，進行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略轉移，爭取與閻錫山、蔣介石達成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協(xié)定；河西部隊為西路軍，其任務是在河西創(chuàng)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蘇聯(lián))，時限為1年。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由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對如此重大的變動，陳昌浩、徐向前當時是一無所知，特別是組成南路軍和北路軍的戰(zhàn)略變動，事后也沒有得到通報。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蔣介石部隊已將紅軍主力與紅軍渡河者從中隔斷，渡河者現(xiàn)組織西路軍，受徐向前、陳昌浩指揮，人數(shù)2.2萬，今其已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首先占領涼州地區(qū)，然后向肅州前進。請你們確實無誤的準備從新疆接濟物品，并以準備情形迅即電告我們?！?5日，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向前、陳昌浩：“(一)同意你們向涼州進。(二)新疆接濟正準備中?！睂τ谥醒脒@一重大而突然的戰(zhàn)略轉變，陳、徐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了：在西進的大方向上，3個軍交替挺進，迅速西插，打了一系列漂亮仗，沉重打擊了馬家軍。

    但是，4天后的11月19日，由于河東形勢的需要，周恩來、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又電示陳、徐，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qū)創(chuàng)立鞏固根據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疑我西路軍有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陜甘主力企圖。”

    對于中央的新指示，陳昌浩堅決服從：“馬家軍基本上已被我擊潰，西路軍在這里建立根據地不成問題，能夠完成任務!”而徐向前則認為：“敵人有根據地，有補充、有兵員，能支持長期作戰(zhàn)，而我們則相反。你這個結論根本站不住腳?！标惒普f徐向前是“右傾機會主義”，徐向前說陳昌浩頭腦發(fā)熱。陳昌浩找軍政委員會其他成員談話，試圖對徐向前的“右傾”開展斗爭，因多數(shù)人不同意才作罷。

    11月21日20時、23日20時和24時，面對西路軍日益兵困馬乏的窘境，徐向前親自起草電文，連續(xù)向中央反映實際情況，請求重新考慮西路軍的行動方針。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戰(zhàn)略全局出發(fā)，數(shù)次致電西路軍領導人：“遠方接濟，三個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2月6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又致電陳、徐，予以寬慰：“遠方可于二個半月后將貨物送達安西(注：位于甘肅西部，靠近新疆)?！?BR>
   12月，陳昌浩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張國燾一起，成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其在黨內、軍內的地位與影響更加突出。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fā)生，軍委主席團隨即電示陳、徐：西路軍目前應在現(xiàn)地加緊休整，一面爭取馬家軍抗日，一面準備接通蘭州、占領安西。于是，陳、徐率部進行休整，并對馬家軍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12月18日，軍委主席團又電示陳、徐：“你們的任務應基本的放在打通遠方上面，限明年一月份奪取甘、肅二州。”接電后，剛剛解甲的陳、徐立即動員部隊準備西進，打擊“馬家軍”。

    不久，張學良又向我黨、我軍提出要求：為鞏固西安側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軍派出一部分兵力東返，配合河東紅軍迎擊胡宗南部。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軍意見，能否以一部東進抵蘭州附近，在東北軍于學忠處補給彈藥被服，然后東渡黃河作戰(zhàn)。這時，西路軍剛動員部隊準備西進，現(xiàn)在又要東進，陳、徐為此又發(fā)生了爭論。陳昌浩主張東進，徐向前從軍事角度認為西進最為有利，會議將不同意見上報軍委主席團，并暫停西進的動員準備工作。12月25日，在陳昌浩的堅持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經過一番爭論后給軍委復電：“目前時局的開展，西路軍利于東進，我們當堅決執(zhí)行此任務?！?BR>
    就在西路軍尚未東進之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軍委主席團又急電陳、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zhí)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zhàn)，由你們依情況決定。”于是，西路軍又由準備東進改為籌劃西進。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三大主力會師后，陳昌浩是堅決跟黨走的，他對中央不但是堅決服從而且是近乎盲從了”。今天看來，當時陳昌浩的錯誤主要是政治上原則性太強而軍事上靈活性不夠。

西征軍兵敗祁連山，面對不肯離隊的徐向前，陳昌浩

    懇切地說：“我們不能死在這兒，我們要回去和中央斗爭去!”

    1936年12月31日，部隊在西進路上舉行了辭舊迎新的篝火晚會，廣大指戰(zhàn)員引吭高歌：“我們是鐵的紅軍，鋼的力量，工農的兒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國際路線，不是紅四方面軍!”但是，徐向前、陳昌浩沒有想到，這竟成了西路軍的最后一次集會，最后一次歡樂。

    1937年1月初，徐陳指揮西路軍連克高臺、臨澤。這里人口較多，糧草豐裕，部隊準備稍作休整后繼續(xù)西進，速奪肅州和安西，力爭在短期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lián)武器裝備后再向東打個“回馬槍”。

    就在這時，回到南京的蔣介石翻臉不認人，在扣押和審判張學良之余，又調集40個師的兵力向河東紅軍及東北軍逼近，使軍委又一次決定變動西路軍的作戰(zhàn)方向。

    1937年1月5日，軍委主席團電令西路軍：“即在高臺、臨澤地區(qū)集結，暫緩西進。”1月7日、8日，又連電西路軍：“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以消滅敵人來完成創(chuàng)建根據地的任務。”由于“馬家軍”占盡天時、地利，西路軍卻連補充兵員都困難，因此陳、徐建議紅四軍、三十一軍西渡黃河來援，但未被批準。這時，他們對軍委主席團給西路軍的任務一變再變提出了意見。時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為向中央“表態(tài)”，以個人名義給陳、徐來電，一反常態(tài)地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當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

    但徐、陳已預感到：在河西走廊、祁連山下的這條弄堂里，等待將士們的將是一場場殊死的決斗。

    1月12日，“馬家軍”以一部兵力鉗制紅九軍、三十軍，然后用重兵對孤守高臺的紅五軍實施全方位的包抄突擊，血戰(zhàn)一周后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十三師師長葉崇本以下3000多人壯烈犧牲。如今，在高臺烈士陵園陳列室里，有一張當年敵人拍下存檔的血腥照片——在照片中央的條凳上并排放著董振堂、楊克明、葉崇本的人頭，這張照片是西路軍最后失敗的縮影。

    “馬家軍”攻克高臺得手后，急轉矛頭指向臨澤西路軍指揮部。3天血戰(zhàn)后，西路軍銳減至1.4萬余人，徐、陳下令突圍東返。但是，途中在甘州西南地區(qū)取得一些勝利后，陳昌浩錯誤地估計了敵我力量對比，返抵祁連山下的倪家營子，力圖貫徹中央“消滅敵人來完成創(chuàng)建根據地的任務”。倪家營子共43個屯莊，南北長約8公里，東西寬約2公里，水豐糧足，每個莊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圍子，便于紅軍堅守。在此，西路軍成立了蘇維埃政權，還建立了地方武裝。

    2月1日，“馬家軍”投入總兵力7萬余人，對西路軍余部發(fā)動總攻。戰(zhàn)至2月中旬，西路軍先后打退敵人對倪家營子的進攻達八九次，斃傷敵前線總指揮馬云海以下1萬多人。然而，此時的西路軍包括傷病員在內已不足萬人。2月24日，身陷困境的西路軍再次給中央軍委發(fā)去了求援的電報，語氣悲壯：“請求軍委派8個團以上的兵力，西進向涼州地區(qū)，以救援西路軍”，“不然我們只有抱全部犧牲決心，在此戰(zhàn)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軍委主席團復電：“甲、固守五十天。乙、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BR>
    又經過7天的血戰(zhàn)，部隊傷亡慘重，待援無望。3月14日，被敵重兵包圍的西路軍余部3000多人在陳、徐率領下，從祁連山康龍寺地區(qū)邊打邊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地的石窩山上。不久，陳昌浩以軍政委員會主席名義作出三項決定：一、他和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陜北，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二、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樹聲等組成，統(tǒng)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指揮，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三、將西路軍余部分為3個支隊進行游擊活動——李先念率領由紅三十軍余部1500多人組成的左支隊，王樹聲率領由紅九軍余部組成的右支隊，畢占云率領由傷員、病號和婦女組成的中路支隊。后來，經過47個日夜的血戰(zhàn)、從祁連山麓殺抵新疆時，這些隊伍僅余420余人，改編為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

    面對不肯離隊的徐向前，陳昌浩懇切地說：“我們不能死在這兒，我們要回去和中央斗爭去!”他認為，西路軍的失敗主要責任在于中央的決策失誤。會后，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組織了一個二三十人的小分隊負責陳、徐二人的安全，由西路軍總部參謀陳明義、警衛(wèi)排長肖永銀率領。在路上，徐陳二人決定分兩隊回延安，陳明義等警衛(wèi)人員攜帶徐向前密信先行，徐陳化裝成落難的生意人結伴而行。

    在途中，陳昌浩因胃病嚴重寄寓湖北大悟縣人、中醫(yī)但復三家中多時，徐向前因操山西口音擔心暴露而先行赴陜。1937年4月，徐向前先回到延安。11月上旬，歷盡坎坷的陳昌浩來到延安。

陳昌浩因“陳昌浩案”走上絕路，徐向前為老戰(zhàn)友主持追悼會

    1937年11月，延安召開活動分子會，研究西路軍失敗的教訓，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應與“張國燾錯誤路線”聯(lián)系起來分析。為此，陳昌浩被免去一切職務，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審查檢討。在此期間，他獨自默默地承擔起西路軍覆滅的責任，反復表示：“我必須就我的錯誤向黨及紅軍以至西路軍回來的同志與去新疆的同志檢討?！边@時，徐向前已經作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揮戈北上抗日。

    1938年8月，陳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陳昌浩攜幼子陳祖濤隨周恩來夫婦赴蘇治療。飛機在新疆停留期間，陳昌浩隨周恩來探視了西路軍殘部，他對昔日部下說，西路軍的失敗全是我指揮失誤所致，對不起西路軍的將士，我應對西路軍的失敗負全部責任。談話間，他多次鞠躬謝罪，以至于雙手抱拳到額，在場同志無不動容。

    1952年6月，陳昌浩返回北京，受到劉少奇和朱德的熱烈歡迎，但他謝絕了所有黨內、軍內任職，選擇了成為一名中共黨史的研究學者——歷任中央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主編過《俄華大辭典》，翻譯出版了《旅順口》、《論共產主義教育》等書。1955年9月，徐向前成為共和國元帥。

    20世紀60年代，陳昌浩曾經返回湖北故鄉(xiāng)，在那里見到了許多當年的老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又一次獨自承擔起西路軍覆滅的歷史責任。

    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1967年7月30日，“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wèi)兵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批判斗爭”和毒打，情知“罪大惡極”的陳昌浩在寓所紅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藥后永久地睡去。后來，他的尸體被秘密火化后拋棄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還只有一個空空的骨灰盒。陳昌浩之死，引發(fā)了黨史上著名的“陳昌浩案”——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造成的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昌浩案”終于浮出水面。

    1980年8月21日，陳昌浩追悼會在北京舉行，徐向前主持追悼會，公開承認其為“我黨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zhàn)士”?！?931年9月至1937年3月，他先后任紅四軍政治委員、紅四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鄂豫皖分局軍委副主席、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長征?！薄八谔K聯(lián)翻譯了大量政治書籍、文藝作品，并編了《俄華辭典》，對促進中蘇文化交流、增進中蘇友誼貢獻了力量?！薄八L期從事馬列著作的編譯工作，對傳播馬列主義作出了積極貢獻?！?BR>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帥逝世，這時陳昌浩的歷史功績越來越為人們接受。

    1997年7月，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出版，在“陳昌浩”詞條中，中國軍方、學界公開承認他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并實事求是地指出：“1936年10月，奉中央軍委命令，與徐向前率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作戰(zhàn)，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11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BR>
    2001年11月7日，江澤民在紀念徐向前元帥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他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zhàn)4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zhàn)略行動?！痹诖?，江澤民實際上也高度評價了西路軍的最高領導人陳昌浩。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功勛卓著英名永存——紀念徐向前同志誕辰100周年》一文，其中有：“1936年10月下旬，根據黨中央、中革軍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第五、第九、第三十軍共兩萬余人的部隊，西渡黃河，征戰(zhàn)祁連山，以實現(xiàn)‘打通國際路線’的戰(zhàn)略任務。西進的途中，遭遇到駐守甘肅、青海的馬步青和馬步芳以騎兵為主力的‘馬家軍’3萬余人和10萬民團的瘋狂圍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靜的頭腦、頑強的意志、卓越的指揮才能和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率部同強敵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血戰(zhàn)。由于河西走廊地區(qū)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的工作和群眾基礎，沒有援軍，西路軍孤軍苦戰(zhàn)四個月，殲敵2.5萬余人，最終未能免于失敗。
   
    西路軍指戰(zhàn)員所表現(xiàn)出來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成為我軍戰(zhàn)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痹诖耍髀奋姾完惒频臍v史功勛事實上得到了更明確的肯定，并明確提出西路軍失敗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區(qū)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的工作和群眾基礎，沒有援軍”，而不是陳昌浩個人的原因。在這一悼念徐向前的文章中，陳昌浩得到公開公正的評價，實在是歷史的必然。
(轉載《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輯，本文作者夏明星)